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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认为帮助邪教受害者摆脱精神控制就是要向他们讲述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是一个“讲和教”的过程，其实，帮助别人主要是一个“听和学”的过程。毛泽东主席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对于自己想要帮助的对象，如果自己不加以了解，就急于作工作，急于见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邪教受害者由于长期脱离与正常人接触，觉得正常人不能理解他们；同时，正常人也不愿意听邪教信徒一遍一遍地传播邪教的歪理邪说，一听他们讲那些玄乎的东西就反感。所以，邪教受害者与正常人之间就越来越缺乏交流的机会，越来越疏远。

　　但是，作为帮助邪教受害者的助人者，必须要与受害者建立融洽的、相互信任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建立的基础就是要倾听受害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与人之间友谊和爱这类亲密的关系建立，离不开以下三种认识：

　　１）这个人愿意听我说话。

　　２）我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认识和感情，而不会被对方扭曲。

　　３）这个人对我所做的事，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很有价值。

　　只有当一个人愿意听他人讲话，不误解、扭曲他人的话，听了他人的话后，不蔑视、不疏远此人，反而尊重此人，这样，这两个人才能越来越相互信任，相处越来越自在。邪教受害者正是因为经常得不到正常人的理解，才越来越深地陷入邪教圈子之中，助人者要想把受害者从邪教中挽救出来，那么第一步正是倾听受害者、理解受害者。

　　倾听并非仅仅用耳朵去听，更重要的是用去心听，去设身处地地感受。不但要听懂受害者用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表达出来的东西，而且要听出在交谈中所省略和没有表达出的内容。受害者在与人接触时，绝不是希望自己对面坐着一台录音机，把自己的话一句不落地录下来，而是希望有个人在倾听自己的心声，听出自己话外之音，能够得到真正的知音。

　　善于倾听，不仅在于听，还在于参与。这就是前面说到的“共情”的能力，不仅要能够理解受害者的精神世界，换要恰当地向受害者表达出来，让受害者知道他不是在对牛弹琴，从而使他能够更深入地谈下去。

　　但是，助人者往往容易犯以下几种错误：

　　1）急于下结论

　　助人者往往听了许多受害人的类似经历，所以在受害者谈了自己的一点情况之后，就急于帮助受害者，便急于下结论。其实，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走进邪教的经历、受到邪教伤害的程度和方面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助人者不能全面地把握受害者诉说的问题及相关情况，就很难给出有针对性的反应。另外，受害者会觉得咨询员没耐心听自己诉说，因而感到扫兴，影响助人关系的建立。

　　2）随便进行道德判断或给出行为建议

　　有些助人者在倾听邪教受害者的叙述时，会随便地进行道德上的评判。如受害者在提到单位或家庭时，助人者往往会随口说出：“你看看，你给单位（或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呀，因为你，单位（或家庭）怎么样，怎么样”，“你应当向家人（单位领导）道歉”等等，这种含有责备意味的评判性和建议性的话语，在助人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少用，因为助人的过程是一个受害者自我发现、自我改变的过程，如果让受害者觉得助人者的结论过于武断或带有责备意味，那么结果就会适得其反。

　　3）急于控制受害者的话题

　　邪教受害者在接触助人者的初期，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一言不发，要么打开了话匣子，大段、大段地背诵邪教的教义，或者非常激动地讲起了自己的种种委屈。面对受害者长长的叙述，助人者往往由于缺乏耐心，或者缺乏相应的知识准备，觉得茫无头绪，或者非常尴尬。所以，一些缺乏经验的助人者要么是武断地打断，要么是随便干扰或转移帮助对象的话题，询问过多，让受害者觉得自己是在“答记者问”，从而不愿意再交心。

　　其实，邪教受害者在跟助人者接触的初期是一个观察的过程，他们正是以自己的某种极端行为试探助人者的反应，衡量助人者知识与涵养的深浅。所以，助人者既要讲原则，又要有耐心，给受害者一个合情合理的自由发言空间，从而使受害者觉得安全，觉得自在，逐渐向助人者展示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