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国将邪教犯罪列入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于1999年、2001年颁布了两个司法解释。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邪教组织的刑罚档次提高，并增设了致人重伤的入罪情形。此次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之前的两个司法解释废止。

　　此次司法解释出台并非偶然，有强烈的现实需求：一是刑法条文已发生变动，以往的司法解释和新的刑法条文不能精确吻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空白，刑法条文变化后，相应的司法解释理应随之做出更改；二是距离最近的一次司法解释也已过去近十五年，期间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出于打击犯罪的现实要求，司法解释需要更新。

　　笔者从立法精神和实务运用的角度出发，对此次司法解释的条款逐一做以解读，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一、扩展邪教组织的内涵，坚决打击邪教犯罪

　　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邪教组织”。之前认定邪教组织的条件为 “神化首要分子”，此次司法解释将“鼓吹首要分子”纳入进来。

　　在上世纪末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类气功学说和封建迷信行为极为泛滥。邪教组织为吸纳成员，大多采用更为激进的方式，通过神化“教主”、“救世主”，在精神上控制他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危害。“法轮功”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之一。因此,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区别邪教组织和一般性的封建迷信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是否神化首要分子。

　　随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整体提高，加上网络技术的长足发展，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今非昔比，社会环境已发生重要变化。日趋文明、开放的社会环境导致邪教组织的模式发生显著变化，一个是用“教主”、“救世主”神化个人这一方式的蛊惑力不断下降，该模式不再占绝对地位，许多邪教组织选择以变相的包装、鼓吹来吸引成员；再者就是邪教组织为了逃避法律处罚，刻意去神化色彩，传播途径由公开性、大范围传播转向半公开、小范围。

　　在此趋势下，“神话首要分子”这一认定条件已经存在明显空白，给部分邪教犯罪留下较大漏洞。此次司法解释将“鼓吹首要分子”纳为打击范围，无疑是顺应社会阶段需要。司法人员应深刻把握这一立法意图，积极履行应有职责，打击邪教犯罪。

　　二、详细规定刑罚标准，有利于实践操作

　　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分别规定了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较轻三档刑罚标准，其中对“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实用性最广的量刑格次，列出了十二项具体的标准，其中一至七项为危害严重的行为，八至十二项详细规定了制作、传播传单、图片、电子文件的数量标准。情节特别严重、情节较轻参照情节严重档次，在数量上分别设立了五倍和五分之一的标准。此外，第七条对变更后的刑法条文做了补充解释，详细规定了致人伤亡的处罚格次。

　　由此可见，司法解释对量刑标准的规定总体可以分三类，第一从行为方式或影响来判断情节是否严重，第二通过行为的数量来判断情节是否严重，第三以造成人身伤害的结果来认定量刑格次。由于我国地域间经济文化差异明显，地区之间关于法律的适用问题分歧较大。司法解释规定较为详细的定罪量刑标准，可以避免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和分歧。

　　笔者注意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入罪情形较广，并设置了兜底条款，我们的司法机关应积极适用法律，打击具有同等危害的邪教行为，确保社会秩序稳定。同时也需要司法实务人员深入对比各个情形的社会危害大小，准确把握定罪处罚的标准，公平地处理案件，平等对待每一个行为人。

　　三、统一计算方式，严厉打击制作、传播行为

　　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或者利用通讯信息网络宣扬邪教，涉及不同种类或者形式的，可以根据本解释规定的不同数量标准的相应比例折算后累计计算”。

　　虽然对不同种类或形式的行为，进行按比例折算后累计计算的方法不是首次提出，在司法实践中也运用颇多，但是能否采用这一方式，在实务和理论上都有着非常大的争论，每个地区的执法标准不一，甚至同一个地区针对不同的罪名都存在分歧。总体而言，关于不同行为数量是否折算的问题，各地的适用情况较为混乱，而且大多数地区持保守态度。

　　此次司法解释在本罪名中明确规定可以采用相互折算累计的方式，避免了本罪名再就此问题出现争议。同时，在制作、传播途径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下，该种计算方式无疑是有利于打击邪教组织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罪名的司法解释的适用提供了参考，有利于实务工作者解释和适用法律。

　　四、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处罚和挽救并行

　　司法解释第八条和第九条共规定了“从重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不做犯罪处理”四种情形，对不同种类的行为人适用不同的刑罚规则。其中第八条规定了从重处罚的情形：针对影响恶劣、屡教不改、影响未成年人的行为人，予以从重处罚。第九条规定了从轻处罚的情形：对情节较轻，真诚悔罪，及时退出邪教组织的人员，可予以免除处罚。第九条第二款更是明确指明：“行为人在一审判决前能够真诚悔罪，明确表示退出邪教组织、不再从事邪教活动的”，予以减轻处罚，在量刑格次上降格处理。

　　首先，体现了法律的教育作用。此次司法解释对待不同行为的态度旗帜鲜明，量刑幅度很大，以严厉的刑罚迫使行为人不敢轻易触碰几个雷区，并引导行为人及时退出邪教组织，终止从事邪教活动。司法实践中，要灵活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法律教育和引导作用，一方面对社会影响广、危害结果大的犯罪行为严厉处罚，遏制邪教蔓延；另一方面以挽救教育为主，引导社会风气沿着好的方向发展。

　　其次，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公众及个体的基本权益。如果通过其他方式能够达到上述目的，就不必动用刑法予以处罚。此次司法解释规定：“行为人系受蒙蔽、胁迫参加邪教组织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受蒙蔽、胁迫人员一般为被动进入邪教组织，犯罪地位较低，犯罪作用有限，很多情况下充当着被害人的角色，这个群体和积极主动实施犯罪的首要分子、骨干分子截然不同，通过恰当的教育和挽救就足以消除危害，没有必要再加之刑事处罚。因此对待这个特殊的人群，要站在刑法谦抑性的角度上多加考量，谨慎认定是否作为犯罪处理。

　　五、确定鉴定机关，规范办案程序和证据标准

　　第十五条规定：“对涉案物品是否属于邪教宣传品难以确定的，可以委托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认定意见”。

　　笔者在从事公诉工作时，对物品的鉴定问题感触较多，因为鉴定结论往往直接影响定罪与否。倘若鉴定标准不统一，在实际操作中很有可能导致所办理案件的质量良莠不齐。

　　邪教宣传品的鉴定也是如此。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在认定物品是否属于邪教宣传品的问题上，各个司法部门执行的情况差别较大，这种现象导致案件证据标准不一，直接影响了案件的质量，也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此次司法解释明确鉴定的机关和级别，在鉴定程序上保持了公正，为实践操作扫除了一大障碍。

　　六、结语

　　另外，司法解释在第五条、第十一条至十三条专门规定了犯罪形态、犯罪竟合、共同犯罪的问题。将犯罪预备行为和广泛的帮助行为均纳入犯罪处理，有利于铲除邪教组织产生的土壤，阻断其发展途径。

　　此次司法解释内容全面细致，含义深刻丰富。我们司法捍卫者不仅要熟知司法解释的内容，更要领会立法的精神和现实需要，准确把握对待邪教组织的刑事政策，灵活适用法律解释，以小的司法成本解决大的社会问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彰显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