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知名器官移植问题专家坎贝尔·弗雷泽同时也是一位肾移植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接受治疗过程中，他以自己社会心理学和跨文化学术背景，开始了对器官移植进行研究，于是获得了炮制中国活摘器官谣言的“法轮功”组织的“亲睐”。在认清“法轮功”邪教组织真面目后，弗雷泽受邀参加了国际器官移植相关会议，真实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因此受到“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各种恶意攻击和骚扰，“法轮功”邪教甚至向弗雷泽所在学校施压，最后导致弗雷泽被学校开除。这篇文章，正是2019年12月至2020年间，坎贝尔·弗雷泽与有过同样因批评“法轮功”而被该邪教组织攻击遭遇的邪教研究专家詹姆斯•路易斯（James R. Lewis）和Margo Kitts的多次邮件和视频采访完成，发表在《宗教与暴力杂志》（Journal of Religion and Violence）上。

坎贝尔·弗雷泽

2002年8月，我被诊断出患有左肾肿瘤。在经过大量的咨询后，我们相信，唯一安全的方法就是切除我的两个肾。另外，我还被诊断出患有高血压和乳头状肾细胞癌。幸运的是，这些疾病都集中在肾脏内，所以摘除肾脏足以治愈。但不幸的是，如果两个肾脏同时被摘除，我也就死了。所幸，目前有一种被称为人工透析机的方法可以替代肾脏功能。所以我花了一年时间，每天都在透析，等待新的肾脏。确诊大约6个月后，大学的一个同事决定捐献一个肾脏给我，解决了我的问题。

在最初的几个月等待时间里，我住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一个有浓厚亚洲文化气息的社区，每隔几天就会去做一次透析。后来，透析慢慢变成了一种社交活动，同病相怜的人聚在一起探讨肾衰竭等问题。

因为我在格里菲斯大学国际商务和亚洲研究学院工作，刚好有社会心理学和跨文化关系方面的学术背景，虽然之前的研究方向是面向企业，但我认为器官买卖也在商业领域范畴内——因为钱在流动，而且是跨国境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值得研究，于是就开始着手。

2003年9月23日，我接受了捐献者的器官移植。术后，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并发症——这在移植手术里很正常，所以我在医院又待了3个月。因为我曾经发表过一系列相关论文，2004年，在我康复后，一些政府机构联系到我，让我就器官贩卖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其中，有来自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邀请，还有来自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他们邀请我在那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举办关于器官贩卖的研讨会。众所周知，中东是器官走私的热点地区，所以美国政府对器官贩卖如何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特别感兴趣。此前，我曾设法以中间人的身份进入到冲突地区，把澳大利亚病人带到中东地区的医生那里。所以，我能在各种场合给华盛顿提供很多信息。当时，我所在的大学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就是担心我的这些行程买不了保险。当时，我所在的大学确实没法给我上保险，但不上保险他们就不让我出门，于是我自己买了旅行保险，并开始了职业生涯的新篇章。除了中东地区，我还去了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从事器官交易的人。

我的新工作非常有意义，因为很多参与器官贩卖的人同时也参与了性交易和劳动力贩卖，我后来也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些领域的论文。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面色红润，身体不错。那时候，我还不是中国的狂热粉丝，只是听说那里有很多人权问题，但我并没有受邀去那里演讲过。

后来，我偶然发现了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写的一篇题为《血腥的活摘》的文章，非常有说服力。因此，我写信给作者说，我想参与到器官移植研究中，他们回复了我并欢迎我加入。

2016年1月，我接到了悉尼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外科医生亨利·普里斯（Henry Please）的电话，说悉尼大学医学伦理学教授温蒂·罗杰斯（Wendy Rogers）联系了他，想知道有关中国器官移植的情况。亨利·普里斯把我介绍给了温蒂·罗杰斯后，我给温蒂发了邮件表示愿意参与项目。我们在布里斯班机场见了面并聊了聊，快结束时，她说：“我在悉尼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我是小组成员之一，我们想邀请您在我们下一次州议会上做演讲。”

起初，我不知道参与项目的这群人都是“法轮功”信徒——其中的一个参议员就是。我只是向他们介绍了我对中国的了解，对“法轮功”我是一无所知的。但是，最后我们却激烈地讨论起有关“法轮功”信徒在“集中营”被处决的故事。对此，我要求他们提供证据，而不是用阴谋论说话，没想到这激怒了他们。他们说，我们将向你介绍一些被关押在中国的“法轮功”囚犯，但我们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个事，因为我们准备把这些囚犯偷偷带出中国。我对他们说，我有调查器官贩卖的许可证，还给他们看了我的伦理审查许可。这个团体里只有温蒂·罗杰斯和我两个人是学者。

演讲的第二天，他们让我去一家咖啡店，说“法轮功”信徒会把证据带来。当时，这群信徒在《大纪元时报》一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入场，这个工作人员给了他们一份稿子。他们声称自己会讲英文，但读出来的却是中文，因此《大纪元时报》的翻译员为他们进行了翻译。虽然《大纪元时报》的翻译员把这些人的演讲翻译得很精彩，但是这几个“法轮功”信徒机器人般的表演却让人觉得他们智力有问题。很明显，他们之前排练过，因为他们异口同声称练习“法轮功”时受到了同样的虐待，而他们所有人的说辞都是10年前在中国被拘留的相关经历。对此，我基本上没说什么话。

这群人是真正顽固的“法轮功”邪教信徒。但是，他们又是怎么逃出来的？这群信徒坚信他们肯定是被挑来捐献器官的，因为他们在拘留时接受了血液检测，他们认为这是器官捐献最基本的步骤。但这并不能解释他们是如何到达澳大利亚的。他们称，自己遭受了可怕的折磨：被倒挂起来，用铁链殴打，不准进食和睡觉等。但不知怎么的，他们又被释放了。其中一名信徒告诉我，李洪志下达了一个指令，要求他们必须在中国发传单。我相信，这一定是某种补偿，因为李洪志允许他们离开中国。顺便说一下，这些指令是在他纽约的奢华公寓下达的。李洪志还让信徒们去警察局对着窗户扔石头。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称，他们是“烈士”，是英雄，是被关在监狱里的政治犯。这些“法轮功”信徒们当然不敢拒绝，否则便得不到救赎。

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对劲了，于是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研究，仔细阅读了“法轮功”支持者和批评者的材料。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是在和邪教一起共事——这其中有一位所谓“精神领袖”，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伤害他的追随者们。

2016年8月，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在中国香港举行了两年一次的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国际器官移植协会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是全球移植政策培训和研究的最高机构。我为这次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主题不是关于“法轮功”，而是关于器官移植不应被当成政治工具。我与“法轮功”信徒会谈的经历给了我灵感，但我在论文里没有提到“法轮功”或中国。当时，我已经成为一个器官贩卖方面的专家，我发现被报道过的器官贩卖案件中，只有不到一半得到政治支持。“法轮功”关于器官贩卖在世界各地流行而不仅仅是在中国发生的观点吸引了我。我相信很多贩卖器官的说法都是出于政治考量，而不是为了改善病人的移植效果。

大约在会议开始前一个月，组织者发布了会议议程，有兴趣参加会议的人都得到了相关信息。然而，“法轮功”却要疯了，因为我的演讲主题是关于政治干涉的。一开始，他们写信给我的学校，说温蒂·罗杰斯控诉我歪曲了2016年1月与“法轮功”信徒会面的目的，说我利用这个机会接近了一个弱势群体。事实是，是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会议的，我是跟罗杰斯一起去的，当时她并没有对我有任何质疑。现在学校收到了一份她署名的投诉信，称我的名字会出现在即将开始的会议上。学校回复了“法轮功”，并表示会调查此事。

我在2016年1月参加“法轮功”的会议时，温蒂·罗杰斯陪着我，问我能否把她的名字加在我的伦理审查委员会（IRB）名单上，当时我没有理由拒绝。于是她所在的迈克立大学的研究室给我的研究室发了一份标准表格，要求把她加在我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名单上，这说明我得到了她的认可。她虽然是“法轮功”信徒，但也是医学伦理学教授，要求参与这个项目，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紧接着，在我参与的国际器官移植大会会议议程发布当天，温蒂·罗杰斯和她的朋友苏西·修斯给我所在的大学写了一封投诉信，并收到了校方回复给她们的确认信函。另一边，“法轮功”组织联系了会议组织者，说他们有紧急情况要汇报，因为坎贝尔·弗雷泽正在接受调查。碰巧，会议组织者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对我说起这事，我才知道这些“法轮功”信徒是什么样的人。

我给我们学校办公室主任打了个电话，他说没有看出我有什么问题，但还是要接受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我没有问题，他们说没有任何不当行为，我只是受邀参加了和“法轮功”信徒的讨论会议。第二天，这些信徒还跑来我家发传单，我们还没到机场，他们就已经在那里抗议了，要阻止我在会上发言。会议开始后，麦塔斯和乔高也进了会议室，开始起哄，还责骂我。“法轮功”信徒认为我虽然还活着，但其实已经死了，因为我接受了器官移植，这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他们说我得癌症是因为我对“法轮功”的敌对情绪，还在我的演讲中不断干扰我，说我是受中国政府雇佣的，骂我一无是处。我讲完之后，现场观众向我提问，他们也不停打断我，还录下了我的视频，我只好制止他们。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了布里斯班。不久之后，大约是2016年10月，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梵蒂冈的邮件，邀请我前往梵蒂冈讨论在中国贩卖器官的问题。一开始我以为是骗人的，甚至可能是“法轮功”的阴谋。后来经过确认是真的，原来是梵蒂冈峰会想让中国也参与到器官移植的对话中来。之前，从来没有机构邀请过中国参加任何此类会议，因为大家都以为中国方面可能会提交使用死刑犯来提供移植器官的文件。现在，我们认为最好还是让他们也参与对话，与中国加强接触，而不是像“法轮功”那样搞破坏，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名誉。

坎贝尔·弗雷泽在罗马

到达罗马时，我受邀与教皇见面。这让我所在的大学很高兴，因为我被大学任命为对外媒体顾问，与教皇见面是与会者的至高荣誉。梵蒂冈峰会从2016年10月持续到了2017年2月，我全程参与，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什么，我的大学也百分百支持我。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机场和酒店前都有“法轮功”信徒们的抗议活动，一些“法轮功”成员甚至跑进汽车旅馆的大厅抗议，但很快就被赶走了。

让中国人来梵蒂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加强与中国政府官员的交流，这也是中国和罗马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我在罗马的中国大使馆接受了采访，然后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邀请，做了一个关于中国进入全球器官移植主流是一项创举的演讲，“法轮功”对此气急败坏。2017年4月，我又接受了央视英语频道的采访，讨论了中国如何改进器官移植的方法，以及全球范围内器官交易等更广泛的问题。

然而，真正的麻烦开始了。我曾称“法轮功”为邪教，称被处决的邪教信徒被摘取器官是没有根据的。于是，“法轮功”邪教信徒们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这一策略上：让自己成为“活摘器官”的受害者。当时，我正在严厉谴责“法轮功”邪教信徒们否定现代医学这一行径，他们不仅拒绝为自己，还拒绝为自己的孩子寻求医疗帮助。但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他们的教派，在我所做的所有采访中，我都小心避开这一话题。尽管我已经指出，他们的头目不会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却会让信徒们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他们完全清楚，在中国，任何人参与非暴力反抗的后果是什么。

这时，“法轮功”又向我的学校投诉，并对学校认定我没有做出不当行为的原决定提出上诉。回想一下，在参加香港会议之前，学校证明我没有任何不当行为，在那之后我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2017年6月，我还在澳大利亚参议院针对中国活摘器官的调查中作证，重申了我对“法轮功”指控的立场。因为这是一次上诉，在采访和听证会之后，大学开始了第二次不当行为听证会。在第二次听证会上，学校要求我提供所有文件和电子邮件以及一切与本案有关的东西，我照做了。就在第二次不当行为听证会开始前，我所在学院院长再次祝贺我所做的工作，甚至还拿“法轮功”的骚扰跟我开了个玩笑。梵蒂冈峰会一结束，我就给院长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说一切都很顺利，但“法轮功”的抗议者很多，跟新闻里报道的一样。当时就跟拍电影似的，我被塞进一辆汽车护送到中国大使馆，一直待到抗议平息。我把当时的情况都告诉了院长，他挺高兴的。学校高层管理人员仍然持原有的支持态度，并没有说我做错了什么。电子邮件中可以看到这些态度。

但后来他完全变了。面对“法轮功”的上诉，学校不得不重新召开不当行为听证会议，原先支持我的这个院长把我叫到一边，强烈建议我停止我的相关工作。我向我们部门的主管副校长大卫·格兰特投诉过，我说院长在会议上威胁我。但是，他们也说，不要再和中国扯上任何关系了，说中国政府是邪恶的，他们已经和温迪·罗杰斯谈过了，她已经和我的管理层见过面了，并提供了她写的东西。当时，格里斯菲大学的管理层受到了“法轮功”的束缚，几天之后就向这个方向发展了——我从什么都没做错变成怎么做都不对，但是不当行为委员会再次认定我无罪。

尽管如此，学校还是不准我出行，说会损害同事和我自己的声誉。后来，我准备在另一个与之前稍有不同的参议院调查中作证。第一次是不公开的，第二次是公开的。校方劝我不要提供任何证据，如果我以教师的身份作证，将受到纪律处分。我回信说会以私人身份参与调查。学校还禁止我发表公开评论。在学校年终评价时，我收到了一份非常糟糕的评价报告。一个一年前还支持我的人说，我的评分低是因为我发表的文章不够多。我说，你一边禁止我发表任何与我的研究相关的文章，一边说我的研究成果低于预期，三个月前我的研究还受到了表扬呢！

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同事们也不再和我联系，只有少数几个在校外跟我见面。我被禁止远行。2019年初，温蒂·罗杰斯决定升级对我的不当行为指控，称我误导了“法轮功”的信徒们，让他们误以为学校违反了道德规范。她还称我所在的大学未能对其教职员工的不当行为采取有效行动。此时，格里菲斯大学决定牺牲我，准备对我举行第三次不当行为听证会。这时，我觉得我需要找个律师谈谈了，我前两次被判无罪，但他们说这次找到了新证据——其实就是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很久以前就有了。校方这次聘请了外部法官，没有任何教师参加。这完全是一场政治迫害，虽然我还在教书工作，但环境非常恶劣，我认为这是学校的阴谋，他们会一直骚扰我到可以解雇我为止。所以我向工会提起了诉讼。

工会认为学校违反了与我达成的企业谈判协议，学校就同一问题举行的第三次不当行为听证会既违反了企业交易协议，也没有遵循公认的自然正义标准。因此，校方将不当行为听证会延迟了约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一封信，称不当行为听证会将按原计划进行。于是，工会决定将校方告上法庭，要求校方下达紧急禁令。校方认为我与中国政府的互动本身就是承认罪行，但是法官因他们意见不一致下达了禁令，并批准法庭听证会来裁决此事。

后来，我们赢了2019年6月的听证会。工会支付了我大部分的法律费用，大约超过了10万澳元（约45万元人民币）。双方都陈述了各自的观点。裁决大约在三个月后才生效，因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有大量的文档需要论证。三个月后，也就是9月，我们收到了法院对工会有利的判决。

法庭判决：校方违反了企业协议，但更重要的是自然正义并没有得到伸张。如果这所大学选择追究不当行为，那么整个过程将没有实质上的不同，一切将重新开始。这个所谓的不当行为到现在已经过去4年了。他们不让我继续见“法轮功”信徒，因为我没有得到道德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尽管我身边有一位伦理学教授也想加入这个研究。即使明年再成立一个新的不当行为调查小组，他们也要调查4年前发生的事情。

后来，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肾移植带来的后遗症，我为此请了一年的假。令我惊讶的是，休假期间我被格里菲斯大学开除了。然而，目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大量案件积压，我无法通过法院系统上诉。格里菲斯大学正在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这一危机，他们是不会错过这个可以摆脱我的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