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凯风文化  

　　隆庆六年（1572）三月，被誉为明清漕运集散地的淮安，一批由官军、水手、柁工等人组成的运军，正准备用船将从扬州、淮安、凤阳三府征集到的12万石漕粮，沿着海道送至天津，供给京师。十八日，三百余艘海船浩浩荡荡驶离淮安，经过短短两个多月的航行，就陆续抵达，漕粮、运军皆无所失。

　　在今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一次平常的海上物资运输。但对明人而言，却是将漕粮运输采用河（大运河）运还是海运的争论，再次摆在了统治者面前。当时的人并不知道，1572年的选择，竟关乎国家的命运。

　　明初：海运的消亡

　　唐宋以来，国家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出现了与政治中心剥离的态势。此种剥离对京师的最大影响在于物资汲取变得困难，非长途转运不能实现充足的补给。元明清三代皆定鼎北京，都面临此种情形。元代采取了便宜的海运方式，并未造成物资转输的巨大困扰。明初短暂定都南京，利用长江水运便可便捷地获取物资。此外，还利用海运对辽东等地进行军事补给。

　　在辽东屯田逐步实现自给后，便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停止了海运。建文朝史料阙如，难以确考。永乐迁都北京，并多次对蒙古用兵，急需大量物资，所以并未执行太祖停止海运的旨意，而是以海陆兼运的方式实现粮草补给。伴随着会通河的疏浚以及清江浦的开凿，贯通南北的运河逐渐成型，永乐十三年（1415），明代正式废止海运，专行河运。

　　海运的再次成功与断送

　　但自明中叶始，运河却经常遭受黄河侵扰，漕粮漂失、运道阻塞成为家常便饭。虽然历朝皆有大臣疏请恢复海运，但每有倡议，都因反对激烈未能付诸实践，主要理由是海洋变幻莫测，危险性高。嘉靖隆庆间，因黄河治理屡不见效、运道受阻严重，才在漕运总督王宗沐、大学士高拱等人的推动下，出现了文初的海运场景。

　　此次海运属于试运，所以装载漕粮远少于明朝年例的400万石，但它的成功却是在明代海运停止一百五十多年后，再次用实践证明了海运的优势与可行性。第二年万历元年（1573）再行海运，不意途中粮船倾覆，沉溺漕粮千石。虽然损失不大，却遭致群臣激烈反对，最终断送了改行海运的可能。

　　技术手段与利益集团的博弈

　　海运的成本低于河运，且运时较短，对明人而言，是不争的事实。就安全性来说，河运也经常出现舟覆人溺的情形，并不胜于海运。两相比较，海运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似乎没有采行河运之必要。但最终，明朝却未能改行海运，其中缘由何在？

　　在这里我们无法对他的研究详细铺陈，但有一点，不行海运，绝不仅是出于海洋运输的高风险，而是因为河运的开展已经造就了既得利益集团，如沿运河城市的商业利益、河道官员自身政治地位的维护等等，改变运输方式意味着改变权利受益方，自然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博弈。

　　考虑到平衡各方利益、保持政局平稳，明朝决策者最终维持现状，依旧选用耗费较高的河运。海运试行，遂如昙花一现。由此可见，任何一项政策的采纳与施行，并非仅仅考量其合理性与可行性，还需放到复杂的政治运作中进行权衡，兼顾到各方的利益。

　　皇帝的“鸵鸟政策”与帝国命运的拐点

　　明朝自永乐十三年始，放弃了海运政策。而此间试行海运的努力，未能让海运成为漕粮运输方式，常令后人唏嘘慨叹。

　　河运费时、费财、费力不说，还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国海洋军事的发展。明初的海运船队具备海上军事防御能力，负责巡捕倭寇、海盗，可以说就是一支海军部队。永乐时，明代海军更是发展至巅峰，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和军事作为（如剿灭旧港聚集的大量海盗）即是明证。

　　李约瑟就认为“1420年前后，明代海军处于全盛时期，比之其他任何亚洲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海军都要强大得多，而且当时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甚至所有欧洲国家的全部海军）能够与之匹敌”（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35页）。但在此后，明朝的海军力量却一落千丈，海船制造技术也逐渐衰退，船只渐趋小型化。（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5页）。

　　海军实力的衰败，与明朝放弃海运不无关联。而自大航海时代始，海军力量对于国家竞争力而言，备显重要。海运既能保证漕粮运输、货物流通，又可维持一支长效的海军部队，对周边海域形成威慑，所谓“再行海运，……内可以廓清洋盗，外可以镇压诸彝；上可以飞輓漕粮，下可以流通百货”。此外，海运的举行亦可让国家保持对海洋的灵敏嗅觉与熟识度，扩展海洋视野。明清情势虽有不同，却也依旧沿用河运。

　　如果明清两代皆因海运保持一支庞大的海军队伍，在明清四百多年（1415—1840）的时间里，于海船制造、海洋防御、海洋打击能力等方面势必有所提升，对海洋的关注和认知亦会不同。如此，何至于在西方列强的海上军事打击下溃败不堪、惊恐惶惑？又焉知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不会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