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个男孩的母亲向我请求帮助，在这过程中萌生了该论文议题。她的问题是，她的儿子总是离家出走。在与男孩父母和男孩谈话过程中，我发现男孩离家出走没有任何社会先决条件，他的家庭幸福，父母没有不良嗜好，不存在家庭暴力。男孩表示，自己受网络游戏、朋友影响开始选择离家出走。在经常性出走过程中，男孩露宿街头，多次受到暴力侵害，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持续性地离家出走。交流过程中，我多次向男孩提问，是什么导致他离家出走，但都没有的得到明确答复。比较可信的答复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什么原因。”

　　一、行为特点

　　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与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的弱势群体交流，他们的外在生活和内心世界看不出任何区别。在大多数情况下，酗酒者对酒精的依赖是由新陈代谢的有机变化引起。但是酗酒者中的很大一部分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因为身体上的依赖，而是出于心理甚至精神上的原因。这些原因可以简短地描述为“失去自制力”，从而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此外，酗酒产生离家出走的想法，逃避与家庭和亲人沟通。

　　无家可归者成为社会的一个特征。本人身为神父，所在教堂位于墓地附近，经常要面对住在墓地的流浪者。在与这些流浪者交流过程中发现，不是所有人都失去家庭，同样，相当一部分无家可归者不知道形成这种生活方式的原因是什么。本人注意到了这些脱离社会者他们有准备好接受他们的家庭，但这些人总是逃避融入社会。。教民体恤无家可归者，常常帮助他们在自己家度过寒冷的季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会拒绝这些好意，宁愿挨冻、忍受贫困也不愿意融入良好的环境中。其他社会异常现象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失足妇女、罪犯、惩教机构对象等。

　　二、共同规律性

　　所有例子都具有一定规律性，可称之为精神心理障碍。精神心理障碍有四种表现：以离家出走为主要特征；脱离社会；不能说明离家出走或脱离社会责任的原因；以家庭破裂、危害健康和生活为主要特征，可抛弃一切。

　　三、对自由的依赖

　　许多人证实脱离实际能够令人兴奋。由于某些生活上的压力，心理负担激增，甚至是一些正常的、心理稳定的人也会产生心理疾病。在某个时刻当一个人充分体会到了社会联系和社会责任给自己带来的压力时，就算是在良好的条件下，人的意识和他对生活的看法也会迅速转变。突然开始意识到摆脱负担与责任的那一刻他是自由的，这种意识引起了强大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其程度超过了因个人生活损失带来的痛苦，以及失去家庭幸福和舒适感而付出的代价。“去社会化人格”这种人格障碍，指的是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心理）疾病。

　　四、邪教与无责任现象

　　不负责任现象的主要标志是人们渴望摆脱尽可能多的社会联系。总的来说，一个人试图减少自己对生活各个方面的责任。在邪教中，他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首先，邪教的意识形态在思想上论证了信徒对于外界和亲人隔绝的渴望。许多邪教均希望与外界隔绝。邪教意味着无条件地服务于领导者。人不能做出独立决定，所有行为都听命于上级。对于一个人而言，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或全部方面都受到指令的约束。类似于虐待狂受虐狂模型中的有害共生。在严格的纪律下产生了有趣的结果：一个人失去了做出独立决定的能力。如果他不受严格规定的约束处于自由状态，通常会混乱和沮丧。如果突然人脱离规律性，遇上邪教，那么他会自愿加入邪教，甚至即便邪教的意识形态、基本原则与其内心信念不同，他也可能愿意加入其中。

　　邪教信徒准备完成邪教头目的任何指令，包括实施犯罪和自杀，这是坚持放弃自身责任感导致的后果之一。以耶和华见证人为例，尽管各方限制，但是该邪教组织仍进入了鼓吹德国纳粹的行列。考雷什领导的美国大卫教也是臭名昭著的例子。

　　五、“法轮功”和不负责任现象

　　邪教组织“法轮功”在其实践中以及与信徒的关系中，具有许多利用个人不负责任现象来实现其目标的特征。例如，由于不负责任的完全服从，邪教信徒拒绝就医，这往往导致人死亡（与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禁止输血相似）。而更加卑劣的是，“法轮功”信徒经常以剖腹等方式自杀以唤出“法轮”。此外以李洪志为首的“法轮功”邪教组织反对中国法律，不断发生针对中国政府的丑闻和抗议，这说明“法轮功”组织具有典型的反人类的思维方式。对“法轮功”成员的研究表明，人们加入邪教，就会放弃对个人生活做出决定的责任。

　　不负责任现象包含越来越多类型的人，能够解释越来越多的行为现象。邪教研究作为发展的科学应不仅立足于历史和社会学，还应立足于人类心理学。关于邪教概念早就超越了崇拜的概念，因此应考虑到，加入邪教的原因不止一种。其中一种原因为，部分人由于其意识的病理性质，导致其加入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