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过的“4·25”

    我叫段建萍，今年64岁，家住北京市西城区，是从某餐饮公司退休的职工。

　　我是从1995年就开始了我的法轮功修炼之旅。看了《中国法轮功》及后来的《转法轮》后，我逐渐被李洪志的“做好人”、“圆满”等“高深理论”所吸引，特别憧憬和向往着“圆满”后所处的“极乐世界树是金的，地是金的，鸟是金的，花是金的，房子也是金的，连佛体都是金光闪闪的”的仙境。从此，我对师父的崇拜和对法轮功的痴迷替代了我生活的一切，一心只想着抓紧时间“学法”练功，日夜期待着师父“度”我“圆满”，早日进入“天国世界”。

　　除了修炼之外，我还严格按照师父关于“大法弘传”的要求，动员了丈夫和女儿也加入到练功的队伍之中。与此同时，我还利用当时在饭店工作的便利条件，不断地向店里的姐妹们宣传练法轮功的“好处”，动员她们也参加练功。如此一来，我慢慢地就成为我家附近练功点的辅导员了。

　　我们这个练功点，属月坛公园辅导站管理。多年来，练功点的事，如汇报发展了多少新学员；领师父的新经文回来组织大家学习；联系购买师父的书及其它练功用品；按照月坛辅导站负责人的通知，开展“弘法”、“护法”活动等方面的事情，都要和月坛辅导站的负责人请示或联系。所以，多年来，我们把月坛辅导站负责人下达的任务和要求，看作是“法轮大法研究会”代表师父下达的，从来都是不加任何考虑和怀疑的。然而，十多年的坚修，李洪志不仅没能让我“圆满”，反而利用我们的痴心，在十六年前制造了震惊世界的“4·25”万人围攻中南海的事件，我们夫妻俩也成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利用的马前卒。

　　记得在1999年4月24下午，我接到了月坛辅导站负责人的通知，要我立即去开会。在会上，负责人对我们说，前些日子，中科院的院士何祚庥写的《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在天津大学的《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了。天津的同修认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这篇文章，“诽谤”和“污蔑”了法轮功和师父。为了护卫大法，天津的同修们连续几天都到天津师范大学，要求杂志社撤销这篇文章，并赔礼道歉。学校没有同意，天津的警察为此还抓了我们去天津师范大学护法的同修......。负责人接着说，现在“法轮大法研究会”通知下来了，为了护卫“大法”，要我们回去通知各练功点的学员，要所有的学员务必在4月25日的清晨，都到位于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局门前集合。他还特别强调，这次行动，我们不单是解决天津问题，而且是为了“弘法”和“护法”。上面还说了，只有听师父的话到中南海练功，才能“长功、消业”。师父还说了，“这是最后一次‘圆满’的机会了”。最后，负责人还特地叮嘱大家说，这次去中南海上访，不能对外说是我们练功站点组织的，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大家自愿去的，去的人越多越好。负责人在讲话结束前还抛出一句话：“告诉大家，去不去自己‘悟’”。

　　当天傍晚，我就通知了丈夫和练功点的功友。当时丈夫心中有些迟疑，就跟我说,到中南海去“护法”可不是玩过家家，那可是党和国家机关驻地，去那可得慎重点。我说：师父都说了，“这是最后一次‘圆满’的机会了”，你还犹豫啥，再不去，黄瓜菜都凉了，你是“大法弟子”，就得听师父的安排，师父在《挖根》里就说过，“我让你决裂人时你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你若不去，以后师父就不会管你了。

　　25号那天早晨6点多钟，我和丈夫带领练功点的十多名功友就直奔了府右街。我们到达的时候，府右街的马路边上就已经围满了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同修，听口音有东北的、唐山的、天津的、河南的、山东的。有的是坐火车来的，还有很多是乘长途汽车一大早赶过来的，听他们讲，有的半夜就到了现场。那天陆陆续续来参加“护法”活动的人非常多，我们不声不响地加入到“护法”的人群之中。此时的我，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因为我觉得，能参加上这种快速上“层次”、走向“圆满”的“护法”活动的机遇真是太难得了。我看见旁边的同修们，有的静静的站在那里，也有很多人盘腿坐在地上打坐练功，有的手里拿着《转法轮》或师父的“经文”在看，也有的在交头接耳地在小声地谈论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旁边一位操东北口音的中年男子面露得意的神色，悄悄地对身边的两个中年妇女说：“到中南海来练功的‘气场’好，师父说了，来北京‘护法’，是‘最后一次圆满的机会’了，这机会多难得啊，咱们真是有福分啊！”

　　不一会儿，来了不少的警察和交警开始维持我们这些“护法”队伍的秩序和交通，每隔一段距离站着一个警察维持着秩序，并把站在马路东边、靠近中南海红墙的人全部驱散，赶到了马路的西侧马路牙子上。同时，由于人多拥挤，为了预防发生交通事故，交警临时对这条马路实行了交通管制。顿时，日常车水马龙的府右街，在此刻停止了滚动，所有的车辆都被迫绕道出行了。我还听见有几个好奇的路人问旁边的同修：“这里出什么事了？你们都在这里做什么？”一名操着河南口音的中年妇女则回答说：“我们是来这里练功的，师父说了，只有来中南海练功，才能长功、‘消业’”。

　　九点多钟了，我看到一些新闻媒体的记者来到静坐的人群旁，拿着话筒采访旁边的同修。询问大家都是从哪里来的，到这里干什么来了，想让政府解决什么问题？过了一会儿，也见到了几个外国的记者打眼前走过。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中年妇女沿着马路边走走停停，不断地小声说着什么。当这个妇女快走到我们跟前时又停住了，只见她操着天津口音小声地对一群人吩咐说：“大家一定要坚持住，政府不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决不能撤离。”

　　而我们这些来“弘法、护法”同修们，累了就坐在地上歇一会，没有水喝、没有吃饭，心中焦急地等待着，有的就干脆躺在地上睡起了觉。就这样，一直熬到晚上都九点钟了，才听到远处有人喊：“大家可以撤了。”听到有人喊可以撤了，大家就都一哄而散了。我们夫妻俩这溜溜的在外面站了一天，虽然又渴又饿、非常疲倦，但感到非常满足，因为我是听了师父话，是为了护卫“大法”才来中南海的，自己因而上了“层次”，那“圆满”当然也在即了。

　　后来，在反邪教志愿者帮助下，我终于从法轮功邪教的精神控制下摆脱出来，我才看清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的真实面目和邪教本质。现在回想十六年前“4·25”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一幕，显示着李洪志处处都在说着假话。我就是在月坛公园开的会，是领了辅导站负责人布置的任务，我才组织练功点的功友到中南海参加“护法”活动的。如果没有人开会布置，没人通知，没人组织，上万人怎么可能从全国各地同时聚集到北京的中南海搞什么“护法”活动啊！

　　事实证明，李洪志于4月22日乘飞机，从纽约飞到北京亲自策划了这次围攻中南海的行动。4月23日一早，李洪志与李昌、王治文等“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开会布置了“4·25”围攻中南海的行动。4月24日，李洪志乘飞机飞往香港，在香港通过电话遥控“法轮大法研究会”，指挥了“4·25”围攻中南海的活动。而李洪志却在5月2日接受澳洲国家广播电视局、《悉尼晨报》、法新社等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了假话，称：“北京发生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当时在从美国来澳洲的路上”。

　　我相信了李洪志许诺的那虚无缥缈“圆满”的谎言，抱着只要参加了“护法”就能“圆满”的愿望，才被卷入到那场事件中去的。事实证实，李洪志开的“圆满”空头支票，至今都十六年了，仍没有人因习练法轮功而得到“圆满”。而李洪志留给我和无数受骗功友的，却只有身体上的伤痛和精神上的摧残了，这种身体上的伤痛和精神上的摧残，也成为了烙在我记忆中永远难以忘却的疤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