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常珠     来源:中国反邪教网

　　内容提要：邪教欺世盗名、祸国殃民，犹如幽灵一般，可谓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有时甚至就在你的身边，就在自己眼皮底下。但是，纵观人类历史，邪教古来有之，既非我国独有，也非今天才有。那么，邪教作为一种邪恶的社会现象，为何古今中外、人神共恨，却总难斩草除根、赶尽杀绝？为何如此顽强而又顽固，屡遭打击和清除，仍能借尸还魂、卷土重来？笔者认为，类似方面的种种疑问，均可从常见有害生物与之综合对比中找到答案，并能从专家给出的有害生物防治策略中，得到不少可资综合治理邪教的有益启示。

　　在防范和打击邪教实际工作中，经常有人把邪教比作“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或形容成苍蝇、蚊子等其它常见有害生物。最近，笔者通过查阅生物学有关资料，惊奇发现：当今邪教种类繁多，活动猖獗，危害频频，相对于这些常见有害生物，确有一定程度上的可比性，不仅在诸多方面大体相当或相近、相似，而且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二者的可恶指数也堪有一比。谓予不信，请顺从以下三个不同视角，跟随笔者来一番剖析比对。

　　视角一：当今邪教与常见有害生物在种类分布上大体相当

　　所谓有害生物，它是对人类而言的。通常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生存产生危害的生物。但是，狭义上的有害生物，仅指直接或间接传播人类疾病的生物，如蚊、蝇、蚤、鼠、蜚蠊（蟑螂）、蜱、螨、蠓等，而广义上的有害生物，则包括所有有害的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中的细菌和病毒等，甚至于某些田间杂草、异草等，因其对农作物生长造成威胁，也往往被看成是有害生物。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并列为防治对象的，尽管涵盖广义和狭义的有害生物，但由于各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对各类有害生物又有具体区分，因此全世界究竟有多少种有害生物，实际上可能是个未知数。

　　那么，为什么说从分布种类上看，当今邪教与常见有害生物大体相当，而且可恶指数也堪有一比呢？这里，暂且从我们最为常见、深恶痛绝的“四害”说起，即：老鼠、苍蝇、蚊子和蟑螂。大家知道，“四害”作为历史名词，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我国在抗美援朝期间，为防御美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由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出号召，动员全民消灭容易传播细菌的病媒生物，当时专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简称除“四害”。到60年代，发现“麻雀”被误判，便改为“老鼠—苍蝇—蚊子—臭虫”；80年代后，经济发展，生活富足，发现蟑螂凸显，才改称“老鼠—苍蝇—蚊子—蟑螂”，并且一直沿用至今。笔者认为，仅从“四害”的分布种类看，也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譬如，老鼠位居“四害”之首，可以说有人类的地方，几乎都有老鼠的踪迹，据统计，全世界约有1700多种鼠类，仅我国就有170种之多，包括家鼠、田鼠、仓鼠等；另外，全球蚊子种类约有3300种（包括亚种），其中我国有15属33种；苍蝇则有64个科3.4万余种，在我国就有超过1000种，最常见的有家蝇、市蝇、厕蝇、大头金蝇等；蟑螂在分类学上属于“蜚蠊目”，全球大约有4000多种，我国记载的有18科240种，但家庭常见的大多是外来种群，如美洲大蠊、德国小蠊、日本大蠊、澳洲大蠊等。当然，在老鼠、苍蝇、蚊子种群中，肯定也有不少“外来种”。

　　这些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国际经贸往来增多，常见有害生物范畴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就包括许多外来入侵物种。有资料表明，我国作为世界上最易遭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国家之一，目前至少有380种入侵植物、40种入侵动物、23种入侵微生物。其中，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公布的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有害生物中，目前已经有50余种传入并落足中国，从2000年以来，平均每年递增1至2种。比如，原产于南美洲和巴拿马运河一带的红火蚁，给三北防护林造成毁灭性危害的天牛虫、波及我国十余省份的铜锤草和空心莲子草、目前已在全国26省市区迅速扩散的美洲斑潜蝇，等等。这说明，我国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现状已不容小觑①。

　　相对许多常见有害生物，当今邪教也大体如此，同样种类繁多、分布广泛，也同样带有一定的全球性，因为邪教早在多年以前，就与毒品、恐怖组织并称全球“三大公害”。目前，全世界邪教组织（包括新兴教派和异端教派）大约有上万个，几乎遍及世界各大洲，各类信徒总计达数亿之众。另据《大英百科年鉴》（1990年版）统计，全世界有“新兴教派”甚至多达十几万个。其中，美国堪称世界上邪教种类和人数最多的国家，各类邪教组织有1000多个。此外，英国有邪教组织或异端教派604个，法国有173个，德国约有800个，就连人口不足5000万人的西班牙，也有近200个“具有破坏性的邪教组织”。

　　如同全球防治有害生物一样，目前，各国对邪教认定也缺乏统一标准，其种类分布具体数据说法不一。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于邪教的定义、定性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对宗教与邪教的界定，大多概念模糊，或缺少具体区分。如韩国新兴宗教团体多达6500个，正式履行法人登记的只有370个，而日本登记的宗教团体多达18.5万个，其中有许多是同一宗门下的地方分支团体。但是，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韩国的“统一教”， 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天堂之门”、“大卫教派”，以及在瑞士、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传播的“太阳圣殿教”等，早已是世界公认的邪教组织。

　　在我国，尽管迄今发现并认定的各类邪教，包括有害气功在内只有20余种，但也同各类常见有害生物一样，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往来频繁，已呈现越来越多且日益国际化的趋势。根据有关资料，除了恶名昭著的“法轮功”、“实际神”外，在冒用宗教名义建立的14个邪教组织中，从国外或境外传入的就有11个，分别是“呼喊派”、“被立王”、“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全范围教会”、“天父的儿女”、“达米宣教会”、“新约教会”、“灵仙真佛宗”、“观音法门”、“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统一教”②。很显然，这还不包括目前尚未发现的，仍在潜生暗长的邪教派别，如“呼喊派”衍生的是“被立王”，而“被立王”骨干又繁衍出了“主神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形十分不容乐观，防范和治理邪教势必任重而道远，

　　【小结：可比性相似度】常见有害生物：★★★★★ 当今邪教：★★★★☆

　　视角二：当今邪教与常见有害生物在习性特点上比较相近

　　纵观人类历史，邪教古来有之，既非我国独有，也非今天才有。但是，邪教作为一种邪恶的社会现象，为何古今中外、人神共恨，却总难斩草除根、赶尽杀绝？为何犹如幽灵一般，屡遭打击和清除，至今仍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笔者认为，类似方面的种种疑问，也可以从常见有害生物相关资料中找到答案。这就是说，当今各类邪教所表现出来的“邪性”特点，相对于某些常见有害生物的习性特点，至少有这样两大点是比较相近或相似的。

　　首先是寄生性和依附性。生物学认为，寄生是指一种生物长期或暂时生活在另一种生物的体内或体外，并利用后者来满足基本生存条件所形成的依附关系。实际上，上面提到的“四害”和许多入侵的有害物种，几乎都带有这种寄生性或依附性，至少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它们是过着寄生和营寄生生活。大量研究发现，寄生现象在动植物界都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生物都有不同的寄生物如影随形、相伴而生，就连肉眼看不到、看不清的微生物，也往往存在诸多噬菌体的寄生。同时发现，虽然绝大多数的寄生物，只寄生在一定的或单一的生物体，但也有不少寄生物，特别是常见有害生物，由于自身特性和气候、环境等原因，通常要寄生于两个或更多个生物体，这种现象被称为转主寄生，也可称为多宿主寄生。

　　譬如，有害植物菟丝子宿主范围就较广，可寄生于豆科、茄科、蔷薇科等多种木本和草本植物；还有松毛虫作为森林的主要害虫，每年对森林产生危害时间和频率，可随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环境而变化。最为典型的是——令人毛骨悚然、可致人畜共患病的蜱虫和臭虫，均以吸食人血或温血动物血液为生，虽然在附体吸饱之后，会自动离开寄主体表，寻找安静之处栖息或蛰伏，进行求偶、交配、产卵等。但是，无论是蜱虫还是臭虫，其寄生生活时间越长、历史越久，对吸食血液的依赖性就越强，对多个宿主的适应能力也越强。也就是说，当它们吸不到人的血液时，也可吸食猪、马、牛、羊、鸡、狗、兔等牲畜的血，擅长于依靠多宿主寄生生活，来完成其生长繁殖周期。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普遍带有一定的寄生性和依附性，是常见有害生物的最大共性特征。

　　其实，古往今来的各类邪教也无不如此，不仅是长期寄生在社会肌体中的“毒瘤”，而且追根溯源其前世今生，则大多都是依附于传统宗教或异端教派（包括冒用或直接盗用、套用某些民间功法、巫术、迷信等名义）而起家，并从这些依附体的旁门左道逐渐生变、分离出来的“怪胎”。这在国内外各类邪教组织中，简直可以说比比皆是、俯拾即是——

　　比如，美国的“大卫教”，其创始人是保加利亚移民美国的豪迪夫，原本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异端教派的信徒；同样，“人民圣殿教”在美国，开始也只是一个“国民公共教堂”的膜拜团体，其教主琼斯起初就是一名基督教牧师。还有乌干达的“恢复上帝十戒运动”教派，其成员原先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最早也是通过注册的合法宗教团体；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早先不过是“阿含宗”教派的热心教徒而已，虽然后来自立门派创立“奥姆神仙会”并注册登记，但其编造出来的许多教理教义，大量摘抄和吸收了古代瑜伽和原始佛教某些精华部分。

　　再如，韩国的“统一教”、“万民中央”和我国的“法轮功”、“全能神”、“华藏宗门”等邪教，则更像是许多常见有害生物那样，往往寄生和依附于多个宿主，才得以产生并逐渐蔓延、泛滥起来。其中，韩国文鲜明创立的“统一教”，原本作为依附于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教派，后因挫折不断，历经辗转，于1968年转赴日本活动，直到1972 年将大本营移至美国，经过多年发展和扩张，其信徒散居于美国、巴西、日本、新加坡、南非、香港、台湾等138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在上个世纪末，因惧怕法律惩处而逃往美国、投靠西方主子的李洪志，其创立和炮制的“法轮功”，不仅功法动作来源于中国的“禅密功”和“九宫八卦功”，后又掺杂某些泰国舞蹈动作拼凑而成，而且他的许多歪理邪说中的名词术语，如“法身”、“业力”、“三界”、“不二法门”、“白日飞升”等等，完全是从佛教或道教中直接抄袭和剽窃过来的。同样是逃向美国、寻求庇护的“全能神”教主赵维山，他虽然编写了《东方发出的闪电》、《话在肉身显现》、《生命进入的交通讲道》等教义，但明眼人一看都知道，这些教义全是以《圣经》为蓝本，实乃基督教的“怪胎”和“变种”。

　　由于邪教普遍具有寄生性和依附性，因此，这不仅给如何辨别和防范带来一定难度，往往也会使打击和处理陷于两难之中，经常遇到“投鼠忌器”、“打断胳膊连着筋”等困惑。

　　其次是耐受性和抗逆性。顾名思义，耐受性与抗逆性的基本词义是比较相近的，但对于有害生物而言，抗逆性主要是抵抗不利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而耐受性则是指在极端环境和条件下具有一定限度的生存能力。从许多常见有害生物角度看，当今各类邪教之所以很难斩草除根、赶尽杀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除了上面讲到的寄生性和依附性外，难道耐受和抗逆也是它们的共性特征吗？回答当然也是肯定的。

　　因为美国生物群落生态学的先驱者谢尔福德（V.E.Shelford）就曾提出：每一种生物对不同生态因子的耐受范围都存在着差异，而对很多生态因子耐受范围都很宽的生物，其生存能力主要在于适应性和抵抗力都很强。根据实验和观察，大凡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的有害生物，包括许多有害生物入侵者，它们在抗热、抗寒、抗旱、抗饥，以及无性繁殖（孤雌繁殖）、逃避逆境和敌害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耐受性和抗逆性。

　　这里，可以任意略举几例为证。如臭虫能在一个相当低的温度（-10℃）环境下生存，即使将其暴露于-32℃的低温，也能存活15分钟以上。不但如此，臭虫还具有较强的抗热抗旱性，能在气温高达35–40℃而且湿度相对较低、体重失去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存活。原产于印度、缅甸、马来西亚一带的谷斑皮蠹，不仅比一般的仓库害虫能够忍耐更热更冷的环境，一旦遇到食物缺乏时，还会寻找缝隙，进入休眠状态，像跳蚤一样具有超凡的耐饥力，可连续12个月不吃任何东西。有资料说，跳蚤耐饥力很强，能忍受饥饿达18个月。

　　更具超强耐饥力和生命力的，当数蜱虫中的软蜱成虫，据说即使不吃不喝，也可存活5～6年之久，有的甚至能活十几年、数十年。而蟑螂在特别恶劣的环境下，尤其是当无食又无水时，相互间便会发生自相残食的现象，刚刚蜕皮的幼虫和若虫，往往是成虫竞相争食的猎物。不但如此，许多有害生物还喜欢以群居来保护自己，其雌性种群繁殖力也十分超强，有些只需一次交配就可终身产卵，如蟑螂、苍蝇、蚊子、臭虫、白蚁等，有的甚至不经交配也能孤雌生殖，如蚜虫、粉虱、毒蛾、枯叶蝶、竹节虫等。

　　此外，某些有害生物还有惊人的耐辐射能力。比如在1945年，日本广岛、长崎先后两次遭美军原子弹轰炸，有报告说几个小时后，就有老鼠和蟑螂在活动了。研究认为，有害生物表现出来的这些耐受性和抗逆性，毫无疑问是其面对生存逆境长期演化的结果。

　　那么，纵观当今邪教的演化历程及其现状，其耐受性和抗逆性与常见有害生物相比，可以说如出一辙、一模一样。仅以我国土生土长的“门徒会”、“灵灵教”、“三班仆人派”为例，这三个邪教组织，尽管历经多次打击、惩治，可是仍然屡禁不止，均很难彻底根除，其原因正在于其耐受性和抗逆性——不管遭受何等打击，它们总是死而不僵、阴魂不散；只要遇到适宜的土壤和气候，它们就会卷土重来、破壳而出。因此，这从另一个角度，更充分证明反邪教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比如，陕西耀县季三保创立的“门徒会”，在1992年季三保被逮捕法办之后，但其部下仍能秘密串通、开展地下活动，为逃避和对抗公安机关打击，还将其教名改为 “三赎基督”，继续把圣经旧约中寡妇的“一把面、一点油”作为“蒙福标准”，信奉“一天只吃二两粮”为圭臬，四处发展信徒，一度蔓延到全国15个省、681个县市，拥有成员多达35万余人，巅峰时期甚至超过50万人。

　　由江苏农民华雪和创立的“灵灵教”也是如此，在1990被依法取缔后，时间不长就死灰复燃，又衍生出一些新的教派，并且各新教派与“灵灵教”一脉相承，昼伏夜出，夜聚晓  散，活动十分诡秘，很会逃避公安机关打击，即使到1999年在发源地受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其异端残余却又以“输出”的形式，在东北以及华北等地发展和蔓延。这些年，虽然各地公安机关对“灵灵教”坚持露头就打，经常出重拳、下猛药，不断加大打击处理力度，但直至2014年，在山东菏泽仍发现有7名“灵灵教”骨干成员，因涉嫌犯罪分别被判处1至3年有期徒刑。

　　更有甚者，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三班仆人派”，其教主徐文库曾先后8次被依法打击处理，其中：1987年，河南警方以徐参与非法聚会活动，决定对其劳动教养3年；1993年，云南警方以其从事非法传道活动对其收容审查教育。1999年3月，徐又因组织邪教活动，被浙江警方处以3年劳动教养。2004年，徐终因涉嫌犯有故意杀人等罪，在黑龙江省被依法执行逮捕。经查实，该邪教组织自1999年发生信徒流失严重、处境每况愈下以后，为了防止和控制成员脱教、离教，与其他教派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其班底按照徐文库的指使，疯狂从事绑架、杀人等暴力犯罪活动，共有21人死于这群邪灵的魔爪之下。

　　事实上，当今各类邪教普遍具有这样的耐受性和抗逆性，以上所列举的这三个邪教，只是因其土生土长，方便查找有关资料，作为例证，已经足矣。更何况，当今邪教与常见有害生物在习性特征对比上，也远远不止上述这两大共同点。因为，它们除了具有寄生性和依附性，以及耐受性和抗逆性外，可以肯定还有不少共性特点，比如隐蔽性和诡秘性、伪装性和欺骗性、贪婪性和排异性等。但这里所述的两大共同点，也已经不需要繁琐对比，就能看出二者在习性特征上的整体趋同。

　　【小结：可比性相似度】常见有害生物：★★★★★ 当今邪教：★★★★★

　　视角三：当今邪教与常见有害生物在危害程度上基本相似

　　首先来看常见有害生物究竟有哪些危害？如前所述，常见有害生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尽管在习性特征上与当今邪教整体趋同，但其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危害，并非本文所能尽述。因此，笔者仅从手头现成材料中，侧重抽取一二，以供管窥。

　　例如，极易传播人类疾病或引起人畜共患病的有害生物，也称病媒生物，就有蚊、蝇、蚤、鼠、蜚蠊（蟑螂）、蜱、螨、蠓等。别小看这当中的小小蚊子，但它可传播疟疾、丝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等多种严重疾病，轻则使人致残，重则致死，其易感染者80%为5岁以下儿童。其中，疟疾作为世界第八大致命疾病，经证实，主要是通过吸食人畜血液的按蚊传播。众所周知，我国曾是该病传播和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的防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效，患病人数已由1955年的6000万人，降低到2013年仅有3000人。从全球目前看，仍在大规模流行的，主要是南非一些国家。

　　而老鼠则能传播30多种严重疾病，其中鼠疫是通过老鼠本身及其体表跳蚤传播鼠疫杆菌为主的烈性传染病，能广泛流行于人类、家禽牲畜与野生动物间。这种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多次大流行，因病死亡者数以千万计。如19世纪末的鼠疫大流行，总共波及60多个国家，其中欧洲死亡1500万人，占当时疫区人口的四分之一。我国在解放前后也曾发生多次大流行，其中1950-1955年鼠疫在云南16个县域流行，发病2242人，死亡480人。此后，半个多世纪全国未见典型疫情，直到2009年8月，在青海省某地发现源自家狗与野生旱獭接触传染的鼠疫，而根据有关部门监测，该地曾是天然鼠疫杆菌流行地，当时正是人和动物间传播鼠疫的活跃季节。

　　当然，除了传播和传染各种可怕疫病外，常见有害生物的危害还有很多，可以说，在不同的行业和职业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危害。其中就有：危害建筑和建筑材料的有害生物，如白蚁、木材甲虫等；仓储类有害生物，如面粉甲虫、谷物蛀虫等；纺织品害虫，如地毯甲虫、衣鱼等。在农业中的害虫更多，如蝗虫、棉铃虫、玉米螟、稻飞虱，以及红蜘蛛、菜青虫和各类蚜虫，还有林牧业中的松毛虫、天牛虫和牛蜢、羊蜱蝇，等等。

　　倘若加上广义上的有害生物，尤其是入侵的外来有害生物，其危害程度更是可怕、惊人。如原产于北美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引入我国后逸生为恶性杂草，与周围农作物或其它植被争阳光、争肥料，已对多地农业生产、自然生态系统产生构成严重威胁。又如，原产于南美洲和巴拿马运河一带的红火蚁，因其食性杂、攻击性强，且繁殖迅速，可大规模扩散，往往带来严重的生态灾害，包括对人和牲畜的危害，2004年从台湾流入境内，目前已在广东、云南、福建等南方多个省份蔓延。

　　如果说，常见有害生物具有这样那样的现实危害，难以一一列举，那么，当今邪教所产生的各种危害性和破坏力，简直是罄竹难书。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表明，邪教对于人类社会的危害是多领域、多方面的。与常见有害生物相比较，邪教不仅残害人的肌体，而且毒害人的灵魂；不仅有许多直接或间接危害，还有更多、更广泛的潜在性危害。有专家曾列举出八大方面的危害，分别是：1.扭曲灵魂，迷失人生；2.泯灭亲情，毁害家庭；3.破坏生产，扰乱秩序；4.侵犯人权，残害生命；5.秘密串联，非法结社；6.强取豪夺，暴敛钱财；7.滋事闹事，祸害社会；8.对抗政府，危害政权。限于文章篇幅，笔者也只能从中列举一二。

　　比如，邪教在扭曲灵魂、丧失人性、破坏婚姻与家庭等方面，在我国当数李洪志的“法轮功”和赵维山的“全能神”。其中，“法轮功”练习者因痴迷李洪志歪理邪说，在走火入魔之后，心甘情愿选择自杀，或有病拒医拒药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法轮功”肆虐时期，全国死亡人数超过1600多人，给无数的家庭酿成了悲剧，如“天安门广场自焚案”等。“全能神”邪教极力煽动成员抛弃家庭，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痛苦。如某地134名“全能神”成员中，有超过三分之一常年在外从事传教活动，并且长时间不与家人联系，从而导致家庭不和，夫妻感情破裂。这些年，因迷信“全能神”造成男女双方离婚，或丧失人性、滥杀无辜的，在全国各地可谓数不胜数、举不胜举。去年5月28日发生在山东招远的“全能神”杀人案，虽然罪大恶极，举国震惊，但也只是其中的突出一例而已。

　　无疑，国外邪教也大多如此，几乎每个邪教的背后，都有一连串的罪恶。比较典型的如：在1978年11月18日，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共有913名信徒集体自杀，包括276名受蒙蔽儿童，凡是拒绝自杀的人均被强行灌下氰化物，或枪杀、勒死，现场横尸满地，惨不忍睹。还有遍及欧美的“太阳圣殿教”，从1984年开始创立，通过在多个国家发展信徒，逐渐坐大成势，当私藏军火、侵吞资产等丑行败露后，其教主在1994年至1997年，连续发动三起自杀、谋杀事件，先后造成70多人死亡，其中有5名儿童，最小的只有4岁。让世界更为震惊的是，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在参选日本政治核心图谋失败后，竟操纵信徒对社会进行疯狂报复，于1995年3月20日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共有5500多人受伤，其中12人死亡，14人终身残疾。

　　与常见有害生物相比较，邪教所造成的这些现实危害，虽然可恶可恨但并不可怕，毕竟最终都难逃法律的重锤和历史的惩罚，更逃不脱螳臂挡车、飞蛾扑灯的可悲下场。邪教最可怕之处在于，它给人们留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以及给国家、给社会带来的潜在危害性。尽管人们也非常惧怕某些有害生物，因为它们会传播瘟疫、严重威胁人的生命，但相对来讲，更为害怕的还是邪教。譬如在“招远血案”发生后，为什么众多目击证人不愿暴露身份，并且无一人敢出庭作证，正是担心受到“全能神”邪教的血腥报复。可见，邪教作恶在人们心理上造成多么深的危害。换句话说，有害生物给人的心理危害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邪教带来的心理危害则是“一人被蛇咬，十人十年怕井绳”！

　　至于两者的各种潜在危害性，尽管有害生物有“蝼蚁之穴，可毁千里之堤”的说法，也有小小虱子能够击败一支庞大军队的历史事实。如法国拿破仑浩浩荡荡的60万大军，在1812年入侵当时的俄国，不料在战争打响之后，就有士兵因感染疾病而大批倒下，军队士气急剧跌落，战场情势也急转直下，人员伤亡惨重，最后仅剩下不到3万人，不得不以失败告终，而最大元凶正是不起眼的虱子，由虱子传染斑疹伤寒等致命疾病。这次对俄战争溃败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帝国走向灭亡。

　　但是，邪教也有着同样的甚至比有害生物更大的魔力。根据我国古书记载，创立于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邪教之一，就曾对王朝统治发动谋变，历经十余年，招募信众数十万，组成黄巾军发动了“黄巾起义”（也称“黄巾之乱”），尽管起义在十个月后被镇压平息，但王朝政权也受到致命冲击，很快形成名存实亡的衰落局面，历史从此被改写，转而进入军阀割据、分裂对峙、各霸一方的三国时代。

　　事实上，当今国内国外的很多邪教，都有这样的潜在危害性，其最大或最终目的，就是要推翻现政权，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宣称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日本“奥姆真理教”要建立所谓的“自治国家”，韩国“统一教会”则要建立统一世界各教派的“世界家庭”，而我国的“主神教”明确提出“要推翻人的国、建立神的国”，“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的政治野心更直白，公开叫嚣“天灭中共”，“打倒大红龙（指共产党）”等，企图从根本上颠覆国家政权。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在某些“全能神”活动猖獗、形成气候的地方，就曾出现暗中插手村级选举，鼓动信徒信众串通一气，将选票投给他们“圈定”的候选人。正如法国邪教问题专家让•皮埃尔•皮拉德所说：“邪教在秘密和隐蔽中滋生，在黑暗中发展，以神灵或玄奥作掩护，其唯一目的是谋取政权和金钱。”

　　【小结：可比性相似度】常见有害生物：★★★★☆ 当今邪教：★★★★★

　　结束语：综上，当今邪教相对于常见有害生物，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可比性，而且二者从简单对比来看，其可恶指数也有一定的相似度。但是，常见有害生物是大自然长期演化的结果，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邪教的产生与存在，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怪胎”。不仅与现代科学文明和健康生活方式相悖，也同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抵触。对于有害生物防治，目前在生物学界的主流观点，比较倾向于综合防治（integrated control），即：在加强监测和信息预警，引起全社会广泛重视的基础上，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着眼长远、标本兼治的原则，因地因时制宜，综合采取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以及环境治理与改善等多种科学有效办法，将有害生物种群密度和危害程度，努力控制在不足为害的范围之内。

　　笔者认为，这对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也有借鉴意义，近年来各地在反邪教斗争中，纷纷尝试和推出形式多样的反邪教措施，包括科普反邪、文化反邪、体育反邪、宗教反邪、家庭反邪、校园反邪等，但这些措施大多属于“防”的范畴。如何在“治”字上大做文章，也可从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策略中，找到一些可资借鉴的举措和办法，把铲除邪教滋生土壤、挤压邪教活动空间等捆在一起抓，更注重各种打击措施和惩治手段同步上，像新常态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那样，存量问题要坚决减少，增量问题要果断遏制。值得欣喜的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把打击邪教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明确提出要“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涉黑犯罪、邪教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绝不允许其形成气候”，这既表明了中央对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决心和态度，又为各地开展反邪教斗争和综合治理邪教指明了方向。